乐观主义者则常爱说，20世纪是成就最大的世纪，人们在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宇宙空间等方面的成果，远非以往任何发明和发现所可比拟。
反思推动着学界，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并强调指出：马克思是从唯物主义原则自身而非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区别新旧唯物主义，是从直观性而非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批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因此传统教科书对旧唯物主义缺点的看法，不符合马克思思想。(3)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变化的诸多见解：它是变即形态可变与不变即基本问题不变的统一。
(2)反对或赞同将主客体关系问题，并入或取代哲学基本问题：反对者认为，现当代哲学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的改变，只是哲学基本问题表现形式的变化而非哲学基本问题本身的改变。反对者则主张从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产方式，去理解人而不是相反。作为全党、全社会、全理论界的精神引领，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时代。对于这场争论，尽管至今仍然评说不一，但讨论中涉及的人的尊严、地位、权利等问题，在释放人们潜藏于心十年之久的悲痛情感同时，也触动了人们痛定思痛的神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类历史而不是自然界的观点，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转换的意义。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问题 对此，学界认为，由于传统教科书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仅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或推广，仅仅强调社会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和对人的制约性，因而无论是对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价值，还是对社会历史的规律、本质、动力、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等等问题的理解，都存在零散性、片面化的缺陷。这一观点，为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提供了更为客观的视界。这里我想讨论的是，较之当时诸说，我提出的援西入中有哪些意义。
当然，由于我的那三篇论文完成并发表于本世纪初讨论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语境之中，而当时主张从中国哲学中清除西方哲学的声音一度颇为流行。显而易见，如果说古代世界各种不同的哲学传统还可以相对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下各行其是，那么，这种境况早已不复存在。这种看法不能算错，但不免似是而非，需要分析和澄清。既可能有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也可能像当初理学大师引入佛教而未始出吾宗那样，使得中国哲学在并未丧失自身特性的情况下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不同哲学传统之间比较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最终抹杀各个传统的特性而变得铁板一块。至于从事中国哲学，当然又包含了诠释与建构这两个相对独立而又难以两截的取径。
不过，我的这一讲法还包含另一层含义。而所谓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显然包括什么是中国哲学以及如何从事中国哲学这两个基本的方面。这也说明，侧重表达自己的建构，必须以侧重理解他人的诠释为基础。不过，方法的自觉终究代替不了在自觉方法之下产出坚实的成果。
第四，基于以上几点，在我看来，除了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基本模式的客观概括和描述之外，援西入中也未尝没有前瞻的意义。事实上，其中已经无可避免地包含了当下思考的一定内容。这种做法既忽视了世界上不同民族作为共同人类所具有的经验的普遍性，也忽视了人类不同文化传统早已处在彼此的交流之中这一历史事实，无形中在强调特色的表象下助长了孤立主义的危险。其二，除了我们视为人类思考活动必须普遍遵从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否还有其他可以作为哲学工作的论证方式？这一点，也是与对哲学的理解有关而需要思考的。
这里也有两点需要分梳。至于我最近用英文发表的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An Overview，[9]虽然主要面向英语世界，但其内容则提供了现代中国哲学建立以来在中文世界所呈现的整体脉络与地貌，尤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主。
只要中国哲学在全球学术共同体中一直处在不舍昼夜的发展过程之中，任何的再思考，恐怕都不免是未济的一环。因此，我后来就不再继续撰写此类文字了。
显然，任何哲学史上的问题，都离不开曾经思考过那些问题的人物。试想，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于当今基因伦理的意义这种课题来说，如果缺乏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本身的足够了解，又如何期待这一课题的探讨具备足够的深度呢？显然，只要与中国哲学相关，对于当今甚至未来问题的任何探究，都无法不以对中国哲学传统的了解为基础，其深浅得失都不能不受制于对中国哲学传统的了解程度。如果发生误解，不是中文理解能力有问题的话，就恐怕是刻意的曲解了。笔者后来又提出援中入西的观念，强调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共生共成的过程中所可能和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较之援西入中，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这三元一组的观念架构，意义在于指出了从事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建构需要具备的方法自觉。并且，在诠释的过程中，他也继续建构出了新的观念。
其一，逻辑分析固然可谓哲学工作的通则，但并非只要具有逻辑分析的论证，就足以成为一种哲学的工作。这一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牟宗三先生在回应当时所谓的新逻辑时，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说明。
对于我所理解的文献，其涵义其实已经交代的很清楚了。整全的国际视野，意义正在于此。
事实上，文献基础的基座可以拓宽到何种程度，也的确与我们的视野是否足够宽广有关。比如， 唐君毅的哲学观——以《哲学概论》为中心，[5]其中由唐君毅对哲学与philosophy的区分出发，展开究竟应该当如何理解哲学的讨论。
一句话，海外中文世界从事中国哲学的学者，以及西方非中文世界尤其英语世界从事中国哲学的学者，其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都应该构成我们从事中国哲学的参照。事实上，只有在以他者为参照、与他者的沟通互动中，才能够获得更为明确的自我意识，并不断扩展深化自身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这是如今世界范围内每一种文化传统、哲学传统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前者主要在于理解别人，后者主要在于表达自己。只有以论文和著作发表和出版的成果，不论诠释还是建构的作品，才是衡量能否在明晰的方法自觉之下、在世界哲学共生共成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切实推进中国哲学的最终准绳。
反之，充分吸收前辈时贤的思想成果，就好比练就了北溟神功，能将古今中外那些最为优秀的思想理论源源不断汇入自身，作为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源头活水和充足养料。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中，中国哲学的诠释，主要是指运用现代的语言，对中国哲学传统中蕴含的思想观念加以解释。
无论诠释还是建构，都是如此。通过这一阶段的训练之后，才算具备了独立研究和思考的资质。
因此，我在以往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自始就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哲学。以此指导学生，鲜不误人子弟。
但是，这些用语中都预设和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即认为西方哲学的引入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损害。总之，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三元一组观念的提出，是要为现代中国哲学学人提供一种工作程序的方法自觉。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中国哲学真正的进一步发展，仍需不断引入西方哲学（包括其他人文学科）的观念资源并将其消化和吸收。具体内容不必在此重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参考。
不过，这一内容毕竟无法在回顾中充分展开。或许有人认为，以人物为对象的选题侧重哲学史的工作，以问题为对象的选题侧重哲学的工作。
最初参与讨论的三篇文字包括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1]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2]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三个自觉——以《有无之境》为例。而对中国哲学传统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取决于古典文献的修养。
随后有同行照着讲时，也无非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就此而言，在难以掌握多种西文的情况下，尽可能通晓英文，无异于厚植西学素养和拓宽国际视野的捷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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